天下一“怪”
丝路老翁
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哪里？
如果从地理坐标上寻觅，在长安；如果从时间坐标上溯源，丝来自黄帝之后西陵氏养的蚕宝宝。悠悠一丝，牵到春秋，一部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，有三十篇言及蚕桑。到了西汉，中国的养蚕技术已达到高水平，张骞通西域，那轻柔华丽，花团锦簇的丝织品被丁冬驼铃声送到中亚，转运欧陆。对于披亚麻布和老羊皮的欧洲人，中国丝绸简直是天上剪下来的一段云锦，水中捞起的一截彩霞。中国真丝和丝绸在罗马市场以惊人的高价出售。那时，中国在世界各国的心目中是飘飘欲仙，美不可言，古老而神秘的。传说在公元七世纪，一位阿拉伯客商将蚕卵藏于毡帽，才把蚕种传到欧洲。但是，到了近代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把中国传来的古老的养蚕技术加以研究，提高，竟异军突起，生丝出口量激增，到了一九○三年跃居世界首位。据史料记载，明治后的半个世纪，生丝所赚取的外汇竟占日本外汇总收入的三分之一；日本史家认为：“今日日本的繁荣，是明治之后大量出口生丝带来的。”而以丝绸闻名于世的中国竟一蹶不振，本世纪以来生丝生产和出口与战争和政治动荡的曲线同步起伏铁宕，文革之中，中国生丝产量降到历史最低点。直到四凶被除，以粮为纲的错误政策被纠正，巴山蜀水，江南水乡，珠江之滨，才恢复了蚕桑之乡的美誉。如今，中国蚕丝总产量又居世界首位，并已向日本出口生丝。由于种桑养蚕，投资少，收效快，是劳动力集密型生产项目，所以生丝出口成为中国获得外汇的重要来源——就这一点来说，与一百多年前明治维新的日本，颇有相似之处!
一部中国历史被柔韧绵长，牵人心魄的蚕丝贯穿着，令人自豪！令人心国！令人奋起!令人沉思!
本文不想谈古论古，只想介绍西南农业大学从事蚕桑科学研究的蒋同庆教授，今日丝绸之路上踽踽独行的老翁。
随便翻翻日本有关家蚕遗传学方面的专著，几乎无一不提到或引用蒋同庆教授的论文，一九八○年，蒋教授访日。日本国立遗传研究所所长田岛弥太郎尊他为兄长。日本国立遗传研究所所长田岛弥太郎尊他为兄长。日本蚕桑学界给他很高的礼遇。同行的中国人都感惊诧：想不到蒋教授在日本威望那么高。
蒋教授今年七十九岁。文革中，他被打断脊骨。一九八○年某天挤公共汽车时又摔断股骨，用一根钢筋固定好之后，手拄拐杖才能站稳。就这样，他去蚕房，去实验室，去课堂，来去匆匆，腰似弯弓，疾走如飞，拐杖敲得石板嘡嘡响，仿佛心急火燎去追赶一个目标。
他满头银丝不事梳理，衣着极普通，常年穿农田胶鞋，下雨天总是戴着如今农民都不戴的笨重竹笠。(据说，因为竹笠如今几乎绝迹，他家中藏有几顶，备用。)起眼一看，你会觉得他是老古董，太缺乏现代感。可是，等他把怀中的书摊给你看——装潢精美的英文资料，日本刚出版的遗传学杂志，还散发着油墨香呢——你会觉得他那厚如瓶底盖的眼镜后面，老眼未昏，终始盯着世界先进水平。
戴笠老翁，怀抱国外科技资料，这是个矛盾的形象，正像对他的褒贬难以统一。选择个不褒不贬的中性词谓之曰：怪。
著名诗人曾卓吟《悬崖边的树》有警句云：“它的弯曲的身体/留下了风的形状”。可以说，蒋教授从身体到心灵的怪，恰好留下风的形状。他的经历可以说是活化的中国现代蚕桑史——一棵身体弯曲新枝勃发的“消息树”，昭示着丝绸之路怎样艰难而倔强地从昨天向明天延伸……
牛 筋
“你认不认罪？”
“不!”
“压!狠狠地压!”
一九三七年，在日本的中国攻读生蒋同庆，被警方拘留审查。由于蒋同庆拒不招供，被警察绑在椅子上，手指用硬木隔开，两个彪形大汉硬将手指朝一处捏。顿时，疼痛钻心，大汗淋漓。他深知，若叫出声来，会加重刑罚。他咬紧了下唇。
折腾了半小时，警察已气喘吁吁。蒋同庆的下唇留下了一道血印，两手指头已经发乌，他仍是那句话：“我……没有罪……”
牢房阴暗潮湿，一股霉臭味。进监不几天，同牢房的一名不堪受其苦的小偷撕下衣服搓成绳，吊死在门上。整个拘留所充满恐怖气氛。饥饿，像幽灵一样折磨着形如骷髅的犯人。三指宽二指厚一块糙米饭盖上两片咸菜，就是一天的食品——蒋同庆绝望了：不被折腾死也得饿死!
“蒋，有人给你送食品来了!”警官在牢门口叫。
异国他乡，哪有人关心蒋同庆？原来是蚕房的同事遵照田中义磨教授的旨意，送来了食品。
田中义磨是日本遗传学界的开山鼻祖，世界遗传学会副会长，九州帝国大学教授。一九三三年，蒋同庆到日本攻读就投师于田中义磨门下，成为田中的高足弟子。
蒋同庆是靠叔父资助去日本攻读的。由于家境贫寒，他五年未回国。五年来，他睡在蚕房，吃在蚕房，像蚕儿吃桑叶般地啃书，贪婪地吸收知识养料。还在江苏劳农学院读书时，他就深入过江浙农村，了解中国蚕桑业的状况。日本使他大开眼界：摩尔根的理论在深入细致地指导蚕体遗传学的研究；大的养蚕场在联合，不断推出良种。加之日本缫丝技术先进，海运发达，所以，在国际市场上轻而易举地挤垮了中国蚕丝。中国的悲剧在哪里？在于千年孤独!满足于封闭式的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，一代代因循守旧，守着老蚕种老技术，不愿越雷池一步。于是，善良勤劳的老通宝们不知不觉就落入贫困的漩涡，呼天抢地而不能自拔。于是，江南的丝厂像遇到了地震，纷纷倒闭......悲剧!悲剧在于乌蓬船撞上大海轮，老通宝顶不住摩尔根!来到日本，蒋同庆成了摩尔根的信徒。
“一盘散沙”，这是对当时中国人的整体印象。
单个的中国人利害可怕，这是同学们对蒋同庆的印象。田中义磨知识渊博，学富五车，但脾气怪倔得出奇，学生的考卷稍有不妥之处，他会当众撕得粉碎，扔一地纸屑，让你无地自容。他苛刻，挑剔，有时一天要布置三天的学习和研究内容，累得学生晕倒。蒋同庆是个奇迹，什么样的怪题难题他都不在乎。田中布置的再难做的实验他都能完成得挺好。一九三六年，田中义磨开始与蒋同庆合作发表论文。之后，蒋同庆有几篇颇得好评的论文在日本单独发表。一九三七年，蒋同庆回国探亲，有人欲以一百八十元的高薪聘请他当蚕桑研究部主任，他婉言谢绝了。他想尽量多学一些知识。在日本有三个实验场有他养的蚕，他决计再去日本。
蒋同庆是南京沦陷那天被捕的。“罪名”是：造谣煽动，诋毁“圣战”。
原来，芦沟桥事变之后，日本广播电台天天报捷：某月某日，又击落中国军用飞机十五架。蒋同庆轻调旋钮，收听中国广播：击落日军飞机十五架......于是，他便给喜形于色的日本同学大泼冷水：“是我们打掉了你们的飞机!”同学们都知道，他的绰号是牛筋。遇到有争议的学术问题，他不吃不喝不睡也要跟你争论，只要你拿不出足够证据，他要扯到底!所以，仅仅跟他争了几句，也就罢了。谁知，第二天，他又收到了中国广播，硬把两个日本同学拖去： “你们听，是我们打掉了你们的飞机......如何？!”
在审讯室，“牛筋”还在继续煽动：“的的确确是我们的高射炮打落了贵国的飞机!广播里就是这么说的!
警官们气得七窍生烟，都怀疑他是潜伏得很深的间谍。晤，对了，为什么五年不回国，偏偏在七七事变后回国呢？是谁指派他来的呢？
警方对这个“中国间谍”狠下了一番功夫。到后来，不得不叹服：真是个一丝不苟的书呆子!原来，蒋同庆寄回国的每封信都复写留底，每笔钱如何使用，学业进展如何都有交待。收到的信也保存完好——从中没有找到一点蛛丝马迹。
由于田中义磨的关怀，使他在牢房吃上了饱饭。日本警方慑于田中义磨的威望，将蒋同庆关押了八十三天之后，释放了，勒令其“自发归国”。
他用田中义磨借给的五十元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。按警方规定，不准带任何资料，他孑然一身离开了日本。值得一书的是，他留日期间所作的上千张卡片和大量笔记，被田中义磨的另一位弟子，比蒋同庆低两年级的田岛弥太郎精心保存着；四十二年之后，又交到蒋同庆手中。
离开日本前夕，同窗相送，都说：要是在审讯时不那么嘴犟，假意认个错，也不至于受皮肉之苦。蒋同庆又扯起了牛筋：“本来就是我们打落了日本飞机嘛......”
防空洞内外
秀甲天下的桂林被日军的炸弹犁耕着。
跑警报的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七星岩山洞里，被爆炸声震着，被窜进洞里的烟呛着，被人体发出的汗气熏着，被黑如锅底的洞子闷着，时刻感到地狱之苦，亡国之恨!
蒋同庆怀抱记录本，身旁是女学生钱慧田。每次跑警报，钱慧田总是尽量多清一些资料，怀抱一台显微镜。她性格温和，敏而好学，是学生中的佼佼者。防空洞人声嘈杂，但钱慧田能听见蒋老师用浓重的苏北口音谈“那个事体”。
“那个事体”是不得不考虑的：一个人生活费昂贵，两个人就可以相对节省一些；一个人搬不动那么多实验用具，两个人气力总会大些；一位单身老师需要一名助手整理资料——没有花前月下的窃窃私语；没有江畔柳林的卿卿我我。他们谈的是蚕桑。为了事业他们组成了家庭。
钱慧田十分敬佩蒋教授对蚕桑事业那种殉道者的虔诚。
蒋同庆从香港流亡到长沙后，为了糊口，在伤兵管理处当了一名士兵。一位狷介倨傲，讲着令人听不懂的苏北话的书生，穿着长衫，混迹于伤兵之中，真可谓不伦不类。幸好一年之后，中山大学设置在河内的蚕桑工作站缺一名主持工作的专家，经推荐，蒋同庆“摇身一变”，从中士变成了教授。
河内工作站有一笔财富，就是三十年代广东省仲恺农工学校向全国征集的蚕种，尔后由农工校转交给中山大学。按一年繁殖两代计，这些蚕种到蒋同庆手中时已繁殖了二十代。
蒋同庆到河内工作站没有几天，日寇突袭海防，兵逼河内，工作站夤夜迁搬，箱箱柜柜、瓶瓶罐罐，好不容易弄上开往云南老街的火车，最后处理善后工作的两位职工，来不及走，被日寇杀害了。
蚕的生命是脆弱的。在兵荒马乱之中，让蚕宝宝有充足的桑叶，舒适的环境，是何等不易！
搬到云南，才发现昆明桑林太少，工作站不得不搬到广西桂林——漓江之滨有野桑林，气候也适宜蚕宝宝生长。工作站的人员动手盖了茅舍数间，算是有了落脚之处。
不久，日机频繁轰炸，迫使工作站再迁云南，以后，又从云南搬四川。
如今，西南农大蚕房还完好地保存着半个世纪以前仲恺农工校收集的蚕种。它们在蒋教授手中已历四十六个春秋，繁殖了一百多代。这是我国保留得最完整的蚕种群，价值连城的基因宝库。同时，四十六年以来的饲养笔记，实验记录，虽经历风雨沧桑，兵燹祸患，水蚀虫咬，辗转迁徙，竟一页不少地保存下来，共计184本，装满半个大书橱。翻阅那些纸质粗糙，字迹有些模糊的记录，怎不想起跑警报，钻防空洞的日子——丝绸之路延伸到今天，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赤胆忠心呵!他们是丝路之魂!
猪棚春秋
一九五七年，蒋同庆教授被划为右派分子。为了不影响爱人与孩子的前程，他离了婚，走向了自我封闭的世界。他寻古探微，研究中国蚕桑史；他“出国”巡游，在外文资料中寻觅，勤奋地翻译了四十万字的栽桑方面的资料，交给有关老师。同时一有机会，他就上诉：“我主张教授治学，同教授治校是两个事体。”
“治学”与“治校”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当时，也不管这一字之差，硬给蒋教授戴上了右派帽子。为了咬一个字，他受了二十多年罪!
文革一开始，他就被当作翻案抗改的右派揪出来，押送到农场改造。每天，他得到学校掏粪，将五担粪水从学院挑到四里外的梅花山，三餐饭后，他得把农场的食堂扫干净，扫完食堂又扫厕所。稍有差池，便会招致拳打脚踢，罚站罚跪。
但是，他的认真，使看管人员惊讶：
叫他跪，他跪得端端正正；叫他扫地，他扫得干干净净；叫他守桑林，他不让人偷摘一片桑叶!
他单独睡在猪棚，那仓库式的建筑，猪圈夹墙中间狭窄的小房间里。房间无窗，放下一张床，门只能半开，进出得侧着身子。房间里，冬天冷如冰窖，夏天胜似蒸笼。猪粪具，潲水臭，熏人欲昏：成团的蚊蝇，咬得他一身奇痒难禁。夜里，不安份的约克夏种猪开始拱墙，拱得他的床嘎嘎乱响，刚安静下来，那边墙又传来金华种猪的尖嗥声。耿耿难眠呵!田岛弥太郎又有新的论文问世；诸星静次郎已将蚕类的研究扩向昆虫世界，被田岛们崇敬的蒋同庆被夹在猪棚，动弹不得。昏灯下，他推开被褥，又捧起外文资料——臭气消失了，猪们的吵闹声消失了，他又走进了另一个世界......
他始终惦记着蚕房。水稻专家管教授自杀，使良种断代，蚕种会不会遭此厄运呢？幸好有几位责任心极强的同志在武斗升级，炮火连天的岁月也坚持养蚕，使宝贵的蚕种保存下来。他深知，他守着桑林就是守着蚕宝宝的生命线。哦，不好了，又有人来偷桑叶了！他一下子蹦起来。
有几个农民养猪缺饲料，早就看中了这一片绿蓁蓁的桑林，听说守桑林的是个老右派，会讲日本话的“日本鬼子”，顿时胆子壮了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背着背篼来摘桑叶了!
这边坡有几个人在摘桑叶，他刚轰走，那边坡又钻出几个摘桑叶的。他从这坡跑那坡，累得满头大汗，上气不接下气，终于抓住了一个牛高马大的汉子。顿时，有几个农民们围上来：“你要干啥子？!”
蒋同庆抓住背绳不放：“把桑叶倒出来!”
“你狗X的日本鬼子敢教训老子!”大汉怒目圆瞪，吼道。
“这是国家的桑叶，你们要讲讲道理。”任大汉怎样搬他的指头，蒋同庆仍然不松手。
“放开，放开!”
“你不把桑叶留下，不能走!”“蒋老头”显然已经无力与大汉抗争，他的下巴抖动着，嘴唇发乌，面如死灰，虚汗长淌。
大汉被激怒了，三抓两扯，把蒋同庆摔在地上。蒋同庆又爬起来抓背篼。大汉像拖一段木头样拖着蒋同庆在田埂上走。蒋同庆宁可让膝盖在田埂上磕碰也不松手，走到崖坎边，大汉将背篼绳一脱，一推，蒋同庆连人带背篼，骨碌碌地滚下崖，桑叶撒了一地，泥巴滚了一身，硬挺挺躺在崖下。
哈哈哈，看“日本鬼子”栽崖，几个农民笑了!
多有趣的喜剧呵，贫下中农收拾“日本鬼子”。衣衫破烂，面有肌色的阿Q子孙们，笑得好开心!
热辣辣的泪涌出老头的眼角，他顾不得伤痛，跪在地上，摸到粘满泥土的眼镜，拍一拍又戴上，发疯似地把桑叶朝一堆拢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蚕儿没得欺(吃)的，没欺(吃)的咋得了......”
有人向看管人员反映：蒋同庆摔伤了......
看管说：活该!
一次，一位农场工人叫他回去拿犁扣，他听不懂，多问了几句，农工大怒：“你挖苦老子工人阶级，你它妈的连犁扣都不懂!”还是招致一顿毒打——脊骨被打断。从此，他的腰直不起来。“十六条不是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吗？”他实在想不通。伤未痊愈，他拄着拐杖挤上火车，上京告状了。
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听他讲完“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是两个事体”，就不耐烦地把他轰走；到省革筹接待站，他又碰了一鼻子灰——再回农场，非得活活打死不可!他深夜潜逃回家，躲在楼顶天花板上，孤魂野鬼似的过了几个月，等到院革委成立后才露面。清队一开始，新账老账一齐算，他又多了一顶帽子——现行反革命分子，开除公职，每月发给十五元生活费。
有人说，蒋老师，你心太硬，不为自己也该为孩子想一想，认个罪，写个假检讨，对一家人都有好处呵!
你难道不知道，文革高压，把本来已破碎的家压得更碎了。大鲲虽然写了大字报，与家庭划清界线，仍难逃厄运，为了在“游泳中学游泳”挣个表现，竟淹死在嘉陵江，尸首也没有捞回!
你难道不知道，大芬、大莉和大宇三个孩子插队落户在川北最苦寒的苍溪山村，虽勤扒苦做，忍辱负重仍得不到宽恕，招工的人一翻开档案就摇头。那一年，大宇听说招工的想吃团鱼，竟蹲在河边草丛中几天几夜不挪窝，钓上几只团鱼送去。招工的看见这一身晒得炭黑的孩子满脸满手脚被蚊虫咬起血疙瘩，被感动了!破例收他当上了抬水泥预制板的工人......
你难道不知道，钱慧田老师要为你提心吊胆，为孩子的前程忧虑，心分成了多少块!一位满腹学识的女学者，在屈辱、白眼中过日子，是多么艰难。每月工资，除了给孩子们生活费，还要悄悄给你留一份...... 
山城隆冬，雨雾漠漠，猪棚夹墙度春秋，转眼十余载。白花花的雾留在眼睛里——眼睛近视得更厉害；白花花的雾留在头发上——满头青丝变花白了。老先生快要绝望了。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，极左思潮并未退潮......
三中全会春风吹来，关山阻隔，老人仍蛰居猪棚......
直到一九七九年三月，西农大部分师生冲破阻力，投书《光明日报》呼吁为蒋同庆教授平反，蒋教授的“右派”和“反革命”帽子才摘掉。
受了那么多年的压，遭了那么多罪，这位脾气暴躁的老头儿不知道要闹出个什么花样--有的领导这么想。可是，蒋同庆平反后再也没有提到二十多年的往事。
蒋教授真是一怪!
老吝啬鬼
名誉地位可以恢复，机会无法恢复；抄家物资钱财可以退赔，时间无法退赔。没有功夫发牢骚，叹气，蒋教授拄着拐仗，回到情牵梦绕的蚕房。
蚕房是老式的两层楼房，坐落在绿树成荫的小山坡上。清晨，有成群的小鸟在林间唧喳；入夜，有如潮的蛙声从水草丛中传来，使蚕房更显得安谧、幽静。又闻到那暖烘烘的气息，又看见白嫩嫩的蚕宝宝静卧在一片翠绿之中，香甜地吃着桑叶，那沙沙沙，沙沙沙的声音，多像春雨悄悄敲打着花草。老教授笑了，这才是最大的安乐和享受。他陶醉于迷人的音乐里。
“爱人，孩子都不可能跟你过一辈子，只有事业能跟你过一辈子。最好的伴侣是事业。”这是谁的格言？蒋教授的格言。
蒋老师，你太苦了，该享受一下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了。不，你好像把儿女淡忘了。
“孩子生病，就送医院。医院有医生、护士，我们去做啥？孩子饿了，有饭票，自己买来欺(吃).....”儿女心中，有一个忘命于蚕桑事业的教授，却没有留下父爱的影子。如今，他们各自成家，各自东西了......
复婚？那个事体太复杂，要花多少时间办手续!再说，悲剧要主人公本身感到痛苦才算悲剧。长期的压抑，老先生已习惯了孤独生活。钱慧田副教授为让女儿顶替工作，提前退休，又被广西农学院聘请去执教了，至今仍在广西。家，对于蒋教授就是几间房，一个睡觉的窝。
听，老先生又在教训学生了：“谈恋爱影响学习，影响工作，影响事业！谈成了呢，高兴的不得了，整天晕头转向；谈崩了呢，耷拉着脑袋，像丢了魂；想谈没谈成的还挑挑拣拣，东碰西碰，像只无头苍蝇......还想找个双眼皮呢，双眼皮有啥好，双眼皮是眼睑神经麻痹!”
听老先生谈“恋爱的十大坏处”，学生们捂着嘴吃吃笑了。有人在嘀咕：“差一点说‘恋爱就是犯罪’了。”
老先生对学生严，对研究生就更严：事无巨细，一字一标点都不容疏漏谬误。他规定，每天晚上七点钟开碰头会，总结全天工作。每周举办一次学术报告会，交流信息。他咚咚地敲着拐杖，加重了语气：“把思想集中!时间要抓紧!太慢了，太慢了!”几年来，拐杖已敲断了三根，最近又换上了一根挺结实的乌木棍，棍尖安了橡皮头，防震。
拐杖声声，急如响鼓。蒋教授的研究生个个都是蚕桑事业的亡命之徒。宋方洲累得肺上有空洞，仍坚持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。他二十九岁结婚，连婚假期间都在蚕房工作，老先生还时有不满。
“宋方洲请假到哪儿去了？ ”
有人解释道：宋的爱人难产住院，输了800CC血，宋去照顾病人去了。
“他爱人输血，他去干什么？这里这么忙! “老先生发火了，”人可以挨饿，蚕儿可不能挨饿；人受了委屈可以解释，蚕儿受了委屈怎么弄？!”
不久，老先生问旁人： “我发脾气了吗？” “好象发了。”
唔，这不对。老先生提着礼品去看宋方洲。研究生一家三代四口人，挤在一间斗室里。很显然，宋方洲是在婴儿的哭闹声中，乳香与尿臭混合的气氛里，尿布的“万国旗”下攻读的。这样的家，看一眼让人终生难忘!老先生不再说话了。
咚咚咚，拐杖又敲得木楼梯响了。蚕房里，正在讲“蒋老头奇闻”的女生们噤了声。
谁说“时间就是金钱”？蒋教授不吝借自己的钱。蚕房里不好报账的零零碎碎，都是老先生掏钱付了。北碚的小偷好像特别“照顾”蒋老先生，经常掏走他几十元。一次，老先生丢了二百元，回到蚕房还奚落小偷笨：“我把一千块放在左边口袋里，二百块放在右边口袋里，小偷只掏了右边这只口袋。小偷上当了，哈哈!一千块还在呢。”
老先生在金钱上不计较，在时间上真是老吝啬鬼。
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他只睡四小时。
养蚕时节，风和日暖，年轻人最容易困倦。蒋教授订的铁律，一天喂蚕五次，最难熬的是中午一时，半夜十二点，凌晨五点这三次。老先生半夜回家，凌晨四点过准会赶来，用拐杖把楼板敲得山响： “小姐，起床了!小姐，起床! ”睡在蚕房的学生们常揉着眼皮，打着哈欠“骂”道： “蒋老头把闹钟都代替了......哦，真是困死人了!”
从北碚到重庆，乘公共汽车至少一个半小时，他清晨五点乘头班车去，中午还赶回来；晚上要出差外地，下午的两节课他要坚持上完......上公共汽车已没座位了，等下一班吧，不，白发老翁不服老，硬站。为的是节省时间。
一天夜里，研究生罗红陪她回家取资料。为抄近路，他宁肯走坑坑洼洼的小路，结果下坡时，一跤摔得不见人影。罗红吓得大声喊叫，摸到山坡下去扶他，他竟把罗红推开，说：“快把书扶起来!”罗红又好气又好笑：“你老人家不想节省这几分钟时间，也不至于摔跤嘛。”
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他只休息大年初一这一天。
好呵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老先生不来蚕房。学生们准备欢度春节，刚把一桌酒菜摆好，就听见咚咚咚——拐杖敲楼梯的声音。
一位同学迎上去： “蒋老师，今天是大年初一。”
“哦？今天是初一!”蒋老师恍然大悟，转身走了。学生们边吃边议论蒋老师，越说心越酸。“想起他这一辈子，我想哭!”一位女同学说。
奔走呼号
蚕桑系沈以虹同学观察桑螨，有新的发现，蒋教授大喜过望，立即要求学校把小沈留下来，可是小沈已毕业分配，只等去贵州报到了。老先生着急了。他不懂得办这类事之艰难，手续之繁复，在学校发了一通脾气后，当夜乘硬座从重庆到成都，第二天便找到有关单位领导同志。
“蒋老，你何必亲自来一趟呢？”省科协冯彬彬副主席深为感动，劝他休息两天，等买到卧铺票再回去。可是，他得到准信后当夜便乘硬座，回到重庆。
为解决蚕房经费问题，他风尘仆仆去北京，找农牧渔业部，去成都找省农牧厅，到重庆市人大呼吁--他这种打破办事格局，截取最短路径的做法，真有点“横冲直闯”的味道。
有人劝他：蒋老师，你坐下来安心做学问吧!蒋同庆一九四八年发表的《家蚕遗传学》，至今仍是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书。从一九三六年至今，五十年来，他已在日本和中国发表论文五十四篇。在长期实验观察中，他和他的同事发现了自然突变型的锈色卵、橙色卵、红色卵和第五白色卵。还发表了百余万字的译著，大量介绍了国外遗传学方面的新成果。近几年来，他奔走呼号的是另一件重要的事：建立家蚕基因库。
我们且不去看他以什么样率直的方式去叩开中央机关的大门，以什么样咄咄逼人的口气讲话，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读一读他的报告吧——这些报告连篇累牍地上报，像一匹识途老马，长啸不止，在警告什么——
“任何优良品种都是集少数优良基因，畸形发展的结果。优良蚕茧茧层厚到蚕蛾钻不出来的程度；优良母鸡产卵高达每年365个，只生蛋不孵卵；牝牛泌乳有每天70公斤的纪录——这些畸形生物，虽有高产的一面，但更有在生存上不利的一面：高产茧层的蚕必定缺乏蚕蛾出壳的基因；高产卵的鸡必定缺乏孵卵的基因；高产乳的牛必定缺乏控制乳量的基因。优良品种缺乏这些基因，就是遗传侵蚀……”
不是危言耸听，老先生的报告博引史例，谈到“遗传侵蚀”的危害——
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，爱尔兰马铃薯疫病，使作物全军覆没，二百万人死亡，成百万人逃荒!一八七O年斯里兰卡咖啡业破产；本世纪初锈病引起北美小麦灾难；十九世纪中叶，欧洲家蚕微粒子病泛滥，使欧洲所有的家蚕良种绝灭，迫使欧洲人纷纷到中国和日本来购买蚕种，这是前车之鉴!现今，育种先进国家常表现为‘品种富裕，基因贫乏’——加拿大小麦品种含有十四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基因，美国黄瓜的大抗病基因来自朝鲜、缅甸和印度；美国的蕃茄工业若不经常从拉美引种野生种的话，早就灭亡了。西方遗传学家认为：我们不仅要搞遗传工程，DNA重组，更应想方设法，抢救第三世界濒于灭绝的有用基因。如果只注意创新，而放松保存旧的，不仅新的保不住，旧的丧失了，将是物种的毁灭!
老先生面对着“遗传侵蚀如野火一般，烧遍世界农业生物宝库，威胁世界的农业与蚕桑”深深地忧虑。他呼吁，为抵制遗传侵蚀建立家蚕基因库，把蚕农大蚕房拥有的丰富品种，好好保留下来，“这是家蚕品种遗传资源的命脉，蚕业发展的基础，人民的无价财宝，造福子孙的大事......一旦断绝，永远无法复得--这是蚕业兴亡盛衰的百年大计! ”
也许，国家拨给西农大的经费本来就不多，西农大拨给蚕房的每年也就仅有五千元包括研究生实习费用，雇请养蚕工人的费用等等。要使蚕种代代繁衍不绝，老先生真是急得火烧火燎。为节省开支，让研究生带上足够的钱出外学习，老先生从上海回重庆，两天两夜坐硬座，省下乘软卧的票钱。蚕房少雇了工人，桑叶摘不赢，他就带着学生上山去摘桑叶，一次下雨，他连摔几跤，摔得一身泥水满脸花，爬起来擦擦脸，又继续采桑。
越是暮年越紧迫，越感到紧迫越急躁。有人说，蒋教授老当益壮，一丝不苟，兢兢业业，极端负责......有人议论“蒋老头”不讲面子，又歪又恶，喜欢告状，悖逆常理，是“天下一怪”。还有人讲，蒋同庆的性格是从日本引进的，不合中国的国情。
按中国的常理，喜欢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？温柔敦厚，谦恭礼让，唯命是从，逆来顺受......人们允许花有百种，却难以容忍性格的多样化!
天才，往往是偏执的。古往今来，多少历史性的巨大成功都包涵着个性的发展与性格的互补--李世民的大度，徐茂功、魏征的睿智，秦琼、尉迟恭诸将的勇猛，建立了辉煌的唐朝。一种性格模式的出现，反映了个性的窒息，而抹煞了个性也就扼杀了创造性。这不正是民族的缺陷么？
人们呵，为什么能容忍把假话、空话说得柔和动听，振振有词，却不能容忍把真话、实话说得火星四溅，尖锐刺耳？
蒋同庆教授的性格的确怪，但他怪中包涵着于国有大用场的才能!
请理解他吧--大发雷霆，猛敲拐杖，严厉无情；越级上告，......请倾听他“建立家蚕基因库”的呼声吧......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丝绸之路的延伸!
本文结束，笔者又想起了曾卓那首《悬崖边的树》：
他的弯曲的身体
留下了风的形状
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
却又像要展翅飞翔......
一九八六年三月，北碚—成都
题字 弗康 题图 曾胜利